由此可知，白银都被豪门大户窖藏了起来。

    朕听说，冒襄为了纳秦淮名妓董小宛，一掷三千金。冒家只是官宦门第，还不是江南的豪富之家，冒襄也只是一个没有出仕的读书人，他都能够随意调动如此多的白银，可知江南的豪门望族藏起了多少银两。

    那么江南豪门为什么要把银两藏起来，朕以为原因有二。一是江南市场上，粮食以石以上，布以匹以上，都以银计价，但是工匠和长短工的日工资都以铜钱结算，于是银两兑换的铜钱越多，这些商人和豪绅就越是豪富，而劳动阶层就越贫穷。

    二则是，豪门大户以银折算赋税，银价越高则他们的负担就越小。甚至于在朝廷财政出现亏空时，他们还可以通过银两和实物的折算中再赚上一笔。

    由这两点可知，大明的货币定价权已经被豪绅所垄断，若是不能从他们手中夺回对于货币的控制权，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制定税收或是发行纸币，都将会被这些豪绅所破坏或绑架，造成国内经济上、社会上的动荡不安。

    要夺回货币的定价权，就要发行以金银作为储备的纸币，并用物资把这些纸币回收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货币流通的循环过程。而在白银储备这一块，我们就算抄了河北士绅的家产，也不才获得了四五百万两白银，再要抄家抄下去，各地士绅恐怕也无法忍耐下去了。

    所以，从淮安开始我们要换个方式把白银收缴上来，比如让他们把白银存在朝廷这里，我们承认他们对于白银的拥有权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存银发行朝廷的纸币，从而维护市场上对于纸币的信心。

    只要市场上对于纸币拥有信心，那么纸币就会取代白银成为流通货币，白银一旦退出流通市场，自然就会贬值，也是没有人会去窖藏它了。”

    蒋臣对于李自成的看法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不过他还是很快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“可如果白银退出流通市场开始贬值，那么我们发行的纸币岂不也要跟着贬值?因为用纸币兑换的定量白银也贬值了啊。”

    李自成点头说道:“你说的不错，所以，纸币可以兑换白银，但是纸币不应当以白银作为定价基础。我国的金银比价，内地是一比六七，沿海是一比十，但是在海外每两黄金却要兑换15两以上的白银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世界上的金银储备量是银多而金少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把国内的金银比例提升到1比15，然后纸币以黄金为定价。

    这样—来,我们就可以把从豪绅那里获得的白银在市面上购买黄金，然后再通过贬值白银的方式改铸货币，豪绅手中的白银价值也就等于被缩水了三分之一以上。

    以黄金定价货币有两个好处，这样我们在进行海外贸易的时候，更方便货币的兑换，其次就是劳动阶层的劳动报酬可以保持稳定，不会因为白银和铜钱的剧烈波动而受到影响。

    当然，光是建立一个金本位制度的纸币体系，还不足以让整个国家的经济进入有序发展的阶段。因为纸币如果购买不到物资，就会造成物价上涨，这也会造成纸币的被动贬值。

    人的需要不过衣食住行四类，衣食大多和土地产出有关，但是现在北方一片混乱，江南的土地则基本集中在豪门大户手中。朕听说苏松一带的大户，头等年收地租可达8、9万两，次一等的年收地租1-5万两，几百上千两一年的小地主则乡乡都有。

    在我军未能安定北方局势之前，这农地改制恐怕是难以推动下去的，因此只能考虑从减轻佃户和自耕农的负担,及发展手工业着手。减轻佃户、自耕农负担，应当从固定火耗和地租入手，另外就是废除人头税，人头税应当摊分到田地中去，让田主缴纳，这应当成为资产税的一种。

    第二是发展手工业，当前最适合发展的手工业莫过于棉布和食品加工业。在棉布兴起之后，丝绸和亚麻等织物已经不能和物美价廉的棉布进行竞争了。只是当前的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都在苏松地区，其他地区发展的都很缓慢。

    但实际上棉花种植完全可以扩展到黄河一带，而纺织业则可以在长江沿岸、淮河沿岸建设。北方种植粮食产量较低，但是改为种植棉花的话却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，而且北方多平原更利于大面积的种植棉花，然后再把北方的棉花运到江南来纺织，再把布匹运到北方或草原上销售，那么会需要大量的纸币用于流通，而这就是纸币体系需要的另一个基础。”

    蒋臣听完后若有所思，过了许久才想明白了说道:“陛下说的确实有道理。所以，我们当前应当先控制住两淮盐场，借助两淮的食盐销售建立起一个小范围的纸币运行体系，然后再谋求控制住长江、运河航道，把长江沿岸及江南物产的运输控制在手中，这样纸币就能跟着粮食、布匹贸易扩散到长江沿岸各府了。这样一看，臣的计划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啊。”

    和蒋臣这样愿意学习和做事的人商议事情，李自成还是比较放松的，他随口便说道:“不着急，等到我军把淮安、扬州拿下来，就会有着更多的人才和工匠，你可以慢慢修改计划。

    不过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还是